道德悖论视阈中关羽性格矛盾性探析
赵 平
摘 要：《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义绝”多行不义之事说明其性格充满矛盾。关羽性格的矛盾性之成因众说纷纭，有政治态度说、文化品格说、价值取向说、审美趣味说、艺术功力说及迎合读者说等，诸多说法虽有各自的合理性却缺乏令人充分信服的理由。钱广荣的道德悖论理论为理解关羽的性格成因提供了解读方法：原来是道德本身的错，即道德悖论所致。关羽是道德悖论符号，道德悖论本质是善恶美丑同在的伦理关系的反映。道德悖论规律要求道德践行者必须具备足够的道德智慧和道德解悖能力，否则就会好心办坏事、善事出恶果。关羽的性格矛盾正源于此。关羽性格昭示德育不仅要讲清“为什么讲道德”“讲什么样的道德”，更要注重培养受众的道德践行能力。
关键词：“义绝”关羽；性格矛盾；道德悖论；道德智慧；解悖能力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大致有 5 种观点：
第一，以鲁迅为代表，对《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持否定态度，“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至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129。
第二，以傅继馥为代表，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高峰和不朽的范本”［2］275。
第三，以刘上、黄霖为代表，认为关羽形象是“我国古代塑造特征化艺术典型的范本”［3］32-33，116。
第四，以郑铁生为代表，提出了“四形态”说即“单一型、向心型、层递型和矛盾型”［4］120-126。
第五，沈星怡的“尴尬说”。“义绝”做出很多不义之事，自相矛盾令作者尴尬［5］。可见，无论对关羽人物形象的塑造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有一点学界是达成共识的：关羽性格的矛盾性是客观存在的 ，而理解其性格的矛盾性的焦点在于归因。
一、学界对关羽行为分析的理性反思
受“扬刘抑曹”观念的影响，罗贯中是把关羽作为理想人物进行塑造的，他用中国传统思想的理想人格来精心刻画，如仁、义、礼、智、信、忠、勇、雅等。关羽是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他一出场，作者便突出地描绘了其外在的英雄形象，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其勇武忠义故事妇孺皆知。温酒斩华雄、砍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会、降汉不降曹、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义释华容、兵败麦城、玉碎不降吴。至死忠于蜀汉，义于刘备。毛宗岗评曰：“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6］295关羽不愧“义绝”称号。然而，这么一位完人、圣人的行为确实矛盾重重，“义绝”的不义行为时有发生，有时甚至给人以虚伪感觉：一是下邳投降。忠义神武的大丈夫、义重于生命的“义绝”说降就降了？二是土山三约。降就降了吧，又来个“三约”，“降汉不降曹”。三是许都不降曹。曹操的大恩小惠他是又受又不受，态度暧昧；旧袍罩新袍，再拜赠赤兔，虚伪。没有降曹何以立效报曹，斩颜良文丑？四是义释华容。大不义且不忠、放走罪枭，危害天下。五是毫无战友义。孟起比武、势不两立；黄忠老卒、不与为伍。六是不顾同盟义。对关羽行为矛盾性形成的原因分析，学界没有统一看法。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政治态度使然。作家“扬刘抑曹”，认为刘备的蜀汉为正统、曹魏为篡逆，时时处处突出刘备乃至刘禅是真命天子的正统地位，极力贬损奸雄曹操弄权、其子篡汉。一味拔高关羽高大上的形象而最终脱离了生活实际。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经不起推敲。一则呵断当阳桥的张飞、“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智绝”诸葛亮，拔得不可谓不高，却不令人反感，反觉都在情理之中；二则“扬刘抑曹”中，作者主观拔高刘家人物的同时，也贬低着曹家人物，而被夸张地贬低的反面人物不但没有引起置疑，还创造出曹操“奸雄”这一不朽艺术典型。问题仅仅出现在关羽的身上，显然政治态度不是根本原因。
二是作者艺术水平不足导致的。艺术应该用典型化手法创造艺术典型，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这一个”。罗贯中没有达到如此高的水准，只能创造特征化形象或者类型化形象，“它塑造人物形象的显著特点，突出甚至夸大了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如奸诈雄豪的曹操……”［2］，是“一类人”性格的堆砌，创造的“这一类”而非“这一个”。此种看法明显偏颇。至少，作者创造出了曹操这一性格丰满的艺术典型。
三是文学规律的背叛之故。文学自有其内在发展规律，不依作家的意志、观念为转移。作家主观想象时，生活规律、人物性格发展逻辑会出来反对作家的设想。环境变化发展，关羽的恃才傲物、刚愎自用逐渐强化，最终走向自我封闭、不顾大局的悲剧结局。关羽性格矛盾不是缺陷，而恰恰是其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有缺点、会犯错误才是真正的人。这些缺点丰富发展了关羽性格，有缺点的英雄才可爱，使关羽更符合生活实际。
四是文化品格的影响。其一，类型化、非典型化的艺术形象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单一式主体性格并不会影响中国读者的审美品位。其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价值理念的追求。关羽形象可以说把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忠”和民间市井的审美理想“义”与万夫不当之“勇”集于一身，这些本来不容易统一的品格却奇迹般地在关羽身上得到了统一，是作者为了迎合读者审美品位和价值取向有意为之。为了迎合而以牺牲艺术性为代价，岂不是拿艺术生命冒险？这种冒险使“义绝”异化为了“绝义”，容易适得其反。
二、关羽性格矛盾性大揭密：道德悖论
对学界诸种说法分析反思之后，我们发现关羽矛盾性格的形成原因在文学之内更在文学之外。分析政治态度时已经谈到勇武神谋如何拔高都不觉有什么问题，问题单出在“义”上，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最终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的神秘面纱：道德悖论。
钱广荣教授认为“道德悖论是道德现象世界中的一种特殊矛盾，是一种出现在行为选择的结果、具有善恶绝对对立和对抗性的自相矛盾”［7］30-34。
王艳把它抽象为一般悖论的反逻辑公式，“承认善（A）就得同时承认恶（非 A），承认恶（非 A）就得同时承认善（A）”和“否认恶（非A）就得同时否认善（A），否认善（A）才能同时否认恶（非 A）”，即“A 即非 A”的形式［8］。
钱广荣教授改造、创设了一个形象化的“分苹果”——道德悖论情境，现引文如下，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内涵：
两个人分大小两只苹果，谁先拿、谁拿大的？在经验理性者看来，问题的重心不在于谁该先拿、谁该拿大的，而在于事先必须有“分苹果”的规则。而在德性论者看来，谁先拿、谁后拿，谁拿大的、谁拿小的，这类问题最重要。如果谁先拿并且拿了小的，就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这是它的规则。如此，德性论用假设的方式制造了一系列矛盾：“先拿”、“拿小”者不经意地把“不道德”的恶名留给了“后拿”、“拿大”者，前者道德价值的实现是以牺牲后者的道德人格为前提、为代价的。假如“后拿”、“拿大”者也是一个讲道德的人，则会出 现 这 样 的 结 果 ：两 人 终 因 相 互 谦 让 而“拿”不成，或者“两人相让，旁人得利”，使“ 两 人 分 苹 果 ”失 去 实 际 意 义 。 假 如“ 后拿”、“拿大”者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那么“先拿”、“拿小”者的行为就意味着姑息和纵容甚至培育了“后拿”、“拿大”者的不道德意识——讲道德的善果同时造出不讲道德的恶果。［9］513
道德悖论理论告诉我们，道德要求道德践行者具备一定的道德智慧和建立于该智慧基础之上的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理性解悖的能力，才能使善行产出善果。关羽或者说罗贯中的问题就出在道德智慧和解悖能力上。
下邳土山遭遇就是道德悖论情境：战死不义投降也不义，同时，战死也义投降也义。如张辽所言，死有三罪，降有三利。关羽思之再三，虽说三利，但毕竟是投降，终归是不义之举。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功解悖：三约。一切皆是形势所逼迫，更重要的是“降汉不降曹”，给人的感觉是不但没有伤害“义”，而且投降原是为了更好更多地践行更大的“义”，与“义绝”确实不相矛盾。
许都与曹交往同样是道德悖论情境：送金银送美女送爵位，小宴大宴赠锦袍名马……受之不义（亦义）不受也不义（亦义）。朋友诚心相交，拒之不合情理，受之又有投降曹操、忘旧恩之嫌疑，更是不义。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旧袍罩新 袍 ；再 拜 谢 赠 宝 马（要 赤 兔 是 为 了 投 奔 刘备）。人非草木，曹操虽不能最终留住关羽，但他确实让关羽感觉到恩义了，于是，知恩报恩，立效曹操，诛颜良，斩文丑，解了白马之围就顺理成章了。当然，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也在情理之中。旧义新恩皆欢颜。
这两种情境“义绝”找到了解悖方法，看似矛盾却在情理中，义薄云天，引无数君子落泪动容。但若找不到正确方法，就无法作出正确选择，结果陷入矛盾，背叛自我。关羽真正的矛盾和缺陷就在于此：
义释华容。华容道是道德悖论情境，让人一时难以理解。如果曹操让关羽动容的小伎俩
算得上“恩义”的话，如关羽所言：“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那么杀曹就是义、放曹乃不义，不构成道德悖论。其实不然，认真研读文本就会发现悖论的奥秘。曹操使关羽感动的绝不是美女、爵位和宝马，而是知遇之恩。真正赏识自己、成就自己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曹操。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等创造了关羽神武神话；土山三约、夜读《春秋》、金银美女、锦袍赤兔、挂印封金成就了自己忠义神话；从流浪汉到偏将军，至汉寿亭侯奠定了自己贵族地位。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关羽杀曹操不义。此其一也。二是还有 300多“亡魂丧胆”的无辜生命啊，杀死无还手之力者也非大丈夫所为，乘人之危非义也。当然放之也不义。三是关羽是个义重如山的人，让关羽动心的还有曹操的那句“大丈夫以信义为重 ”。 这句话让他又陷入忠与义的悖论选择中。从《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时人以义为立身之本，可以不忠，绝不可以不义。譬如“奸绝”不忠却义气，连“义绝”都要以死相报。相反，“三姓小儿”诛杀董卓、力扶汉室，绝对的忠臣，却不被世人所纳。尤其是刘备全不念吕布有功于汉室社稷和辕门射戟解围之恩，力谏杀之，此乃前车之鉴。深知春秋大义的关羽，自然知道，曹操死，刚刚统一的北方必将再度陷入混战，百姓生灵涂炭。义乎？！杀曹操不义。上文已分析，虽然杀曹操不义，不杀曹操更是不忠不义。所以，华容道遭遇是多重矛盾相互交织的更加复杂的道德悖论情境。关羽作出了错误的抉择——“拼将一死酬知己”，背叛了兄弟、背叛了蜀汉、背叛了汉室天下，更背叛了自我，与“义绝”相悖，同时也成就了“义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马超、黄忠之事是无解的道德悖论之难题。因兄弟之情谊，兄弟之既得利益——刘氏家 族式利益，不能让外人随便染指,是维护“义”，而坐视不管是不义。给马黄二人点颜色看看，让他们明白谁是老大、谁才是主人，内外有别。以免没大没小坏了兄弟之义。这两次又选择错了，所幸诸葛亮和费诗开导才未酿成不义的现时后果。让关羽止步的并非诸葛亮满足了其虚荣心而已，孔明的“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之语传达的不仅仅是其武功高，更有你们的地位和利益不会受到伤害之意，“孔明知我心也”。费诗真正打动他的也不只是“不宜计较官号之高下”的道理而是“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的理念。
其实，这里诸葛亮和费诗也没有找到正确解悖方法，只是暂时头疼医头罢了，使得严重后果一时没有出现，但这种关门主义、兄弟小私义，使天下寒心。最终，西蜀没有出现魏吴天下应者云集、帐下战将千员的辉煌，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尴尬。虎女犬子事件。关羽的道德悖论使其为了维护兄弟之义而损害了更大的同盟利益。我为兄弟守荆州、看门户，怎么能够以权谋取儿女之私利？至少有此嫌疑，说不清啊！再加上心有余悸，当年为义而投降曹阿瞒，差一点做了三弟矛下之冤鬼！结果重蹈覆辙，如放曹操一样导致严重政治错误，破坏了“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大意失荆州成为蜀汉走向败落的拐点。关羽性格不是形式逻辑思维的产物，更不是所谓对立统一的辩证逻辑思维对人性的反应，而是悖论逻辑思维的创造。悖论逻辑既不属于“纯粹理性”范畴的逻辑错误，也不是事物存在的客观现实和根据，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理性”的产物。它是主体（人和社会）在选择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自己认知能力和行动经验的制约而出现的不能“自圆其说”和“自食其果”的自相矛盾情况。关羽的矛盾性格不仅是道德悖论的产物，也是真假相伴、善恶同在、美丑相伴的现实伦理关系的映射。
三、道德悖论“解悖”理路：道德智慧
道德悖论思维可以利用道德悖论现象创造不朽的艺术典型，道德悖论思维更可以助推道德实践中悖论困境的消解。
形式逻辑的矛盾作为一种“思想错误”或“表达错误”，可以通过调整和改造思维加以纠正；辩证逻辑的矛盾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客观依据；而作为悖论逻辑的矛盾则既不是“思想错误”或“表达错误”，也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理性”的产物。因此，解决“矛盾”不是一个如何“加以纠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有限预测、有限避免、有限削弱、有限排解的问题，这也正是关注自相矛盾的意义所在。一般说来，社会和人所进行的任何选择都不可能立足于“纯粹之善”，善恶同现同在是常见的事实。社会和人正是在扬善抑恶的“解悖”中获得进步的，这是历史文明发展的实际轨迹［10］。由于道德悖论是个实践理性问题，必须在实践中解悖。首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梳理与重构道德理论体系，彰显道德智慧理论，孔子向来反对为道德而道德的、缺乏理性的道德行为，认为不论什么道德情境，一味勇往直前、贸然行事者为有勇无谋之匹夫而已。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颜渊》）意思是：那种空手搏虎，赤足过河，即使死了都不会悔悟的人，我是不会与其共事的。孔子明确指出：说出的事一定可信，说了就一定守信用，一定办到，这是个浅薄固执的小人呀，“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孟子进一步指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或信或不信，或果或不果，一切根据具体道德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视域中厘清“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其次，优化道德教育艺术。我们不但要教育受众为什么讲道德，讲什么样的道德，更要讲清楚如何讲道德，即道德智慧。
具体教会受众将抽象的道德原则、规范创造性地运用到具体道德情境之中的方法。具体道德情境的道德分析、判断、选择等相关知识方法训练，还要注意道德践行能力的培养，譬如：“扶不扶”“救不救”的问题，不是所有人都有“扶”与“救”的能力的，没有相关的救助专业知识与能力可能会给被援助者造成二次伤害，或殃及池鱼或给施助者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11］。再次，裂变道德榜样的塑造理念。走出道德榜样都是生活中的“弱者”形象的误区。道德榜样或身体不好、或父母癌症、或子女白血病、或自己身体一直不好……总是给人以好人吃亏、“好人无好报”的错误印象。我们需要的不是道德弱者，我们需要的是道德强者。最后，更新“英雄就是榜样”的固有观念。不是所有的英雄都可以做榜样的。很多道德模范的事迹感天动地，但其经验不可复制，或其道德行为并不是最佳选择，或行为的智慧缺失，等等，义释华容、马超黄忠之事、虎女犬子事件中关羽的行为就是不可称道的。当今时代，定陶县王豪的救人行为也引发了社会广泛的争论［12］。时代需要英雄，更需要智慧的英雄，我们需要有成为道德模范的勇气，更需要有实践道德行为的智慧。归根结底，道德教育需要引进道德悖论思维，才能使道德助推个人与社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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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贯中著，毛宗岗评.绣像全图三国演义（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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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艳.道德悖论研究述要与思考［J］.道德与文明，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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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景佳.救玩伴身亡算不算见义勇为［N］.齐鲁晚报，2013-02-27（A15）.
Research on the Contradiction of Guan Yu’s Charact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Paradox
Zhao Ping
Abstract:Guan Yu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lways did injustice with the fame of sacrificing forjustice illustrating his character full of contradictions.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causes of contradictory natureof Guan Yu, such a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attitude, theory of cultural character,theory of value orientation,theory ofaesthetic taste,theory of artistic skill and theory of catering to readers,etc.They lack the convincing reasons althoughthere are different rationality among them.The theory of moral paradox of Qian Guangrong provides a way to understandthe cause of Guan Yu's character: The essence is the fault of morality itself which is caused by moral paradox. GuanYu is the symbol of moral paradox, and the nature of moral paradox is the reaction of ethical relation between goodand evil, beauty and ugliness. The law of moral paradox requires practitioners must have sufficient moral wisdom andability of solving moral paradox, otherwise the good intentions may go awry which is the source of Guan Yu’s
character contradiction.The culture of Guan Yu shows that the moral education not only should explain“why we stressmorality”, “what kind of morality should be stressed”,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audiences topractice morality.
Key words:
sacrificing for justice of Guan Yu; character contradiction; moral paradox; moral wisdom; ability ofsolving paradox
[责任编辑/原 孟]
